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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避免“一次犯錯、終身受限”
2025-08-01 16:57:3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 新治安管理處罰法系列解讀③
封存治安違法記錄不是掩蓋過去，而是避免陷入“一次犯錯、終身受限”的困境
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還規定，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在受訪專家看來，查詢程序的規范性很關鍵
《法治周末》記者 孟偉
19歲的高考生因一次沖動留下嫖娼被行政拘留記錄，不僅考研政審遇阻，考公之路也被徹底堵死；38歲的工人李毅因春節打幾塊錢麻將被拘，復工時因開不出無違法記錄證明丟了工作——這些因輕微治安違法記錄而改變人生軌跡的案例，并非孤例。
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數據，2023年公安機關查處的治安案件數合計788.1萬件；2019年至2023年，全國公安機關每年查處的治安案件在800萬起上下。受訪專家表示，治安案件本身意味著社會危害程度不高，而大量當事人卻因這些記錄在就業、升學中遭遇“終身標簽”式的歧視。
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的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增設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規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受訪專家表示，這一制度的設立，為破解“一次違法、終身受限”的困局帶來了轉機。
輕微違法者“負重前行”
在過去，治安違法記錄如同沉重的枷鎖，讓不少人在工作、生活中舉步維艱。
《法治日報》律師專家庫成員、北京策略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孫宜前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提到過這樣的案例：23歲的李維（化名）曾在大學期間因與室友發生口角推搡，被公安機關以“毆打他人”處以50元罰款的治安處罰。這本是一起情節極輕微的治安案件，但卻成為他未來發展路上的“絆腳石”。畢業后，李維報考某街道辦行政輔助崗位，該崗位要求提供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由于他有治安違法記錄，派出所拒絕出具證明，招聘單位最終以“背景審查不通過”為由拒絕錄用。此后，李維在應聘多家企業時，均因主動申報治安處罰記錄而被問及“是否有不良前科”，部分企業甚至直接取消他的面試資格。
更有甚者，據媒體報道，2023年，西安一名14歲男學生因交警誤登記留下“案底”，轉學時屢被拒收。
在孫宜前看來：“李維的案例中，輕微治安違法記錄被無限放大為‘品行污點’，導致其在就業市場遭遇隱性歧視。若記錄長期公開，可能導致當事人在勞動權、受教育權等方面受損，可能加劇社會對立。”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目前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行政處罰法等法律中有限制從業的相關規定，現實中，有許多人因輕微違法記錄在升學、求職、評優晉級等方面遭遇現實阻礙。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行政法研究所所長成協中提到，多數治安處罰主要涉及打架斗毆、鄰里糾紛等輕微違法行為，這些記錄雖不構成犯罪，卻長期影響行為人升學、考公、求職及職業晉升，甚至導致“一票否決”。
成協中說，“無違法犯罪”招聘門檻并不少見，很多崗位的招聘和學生招錄均明確要求無違法犯罪記錄或要求說明是否存在違法犯罪行為。這長期影響相關人群的升學就業，既有違禁止不當聯結、比例原則等法治基本原則，也容易帶來社會割裂、社會排斥等社會問題。
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陶盈向《法治周末》記者表示，近年來，因輕微違法行為導致行政違法記錄，嚴重影響行為人就業、行業準入、子女就學等正常生活的事件引發社會性討論，治安違法記錄終身化負面效應持續擴大。
“鑒于治安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較輕，出于公平考量，不應當帶來對違法行為人永久標注的嚴重后果，否則就類似古代黥刑那樣，會導致行為人的人格權受到持續的嚴重傷害。”陶盈說。
修法過程中適用主體范圍擴大
違法、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旨在給有違法或犯罪經歷者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我國刑事領域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已實施多年。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明確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依法被封存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不得向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因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和個人應當對相關記錄信息予以保密。
202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切實解決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和相關記錄管理不當導致信息泄露，影響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歸社會等問題。
緊隨其后，2024年7月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此次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過程中，在草案一審和二審稿中，先是規定對于未成年人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予以封存，到了三審稿，則進一步刪除了年齡限制。最終，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成協中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一審稿延續了2012年刑事訴訟法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邏輯，認為未成年人可塑性較強，封存記錄可避免其因“標簽效應”喪失教育、就業機會。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成為此次立法調整的直接依據。舉重以明輕——若輕微犯罪可封存，危害性更低的治安違法更應封存。
“2023年修訂草案一審稿公開征求意見時，收到近十萬人提交的十二余萬條意見，其中不少涉及治安違法記錄封存的問題；同時，不少學者也呼吁擴大治安違法記錄封存的適用范圍，這成為推動制度變革的重要因素。”成協中說。
在陶盈看來，違法記錄封存制度適用主體的擴大回應了公眾的關切，也體現了對公民人格權的平等保護，具有進步意義。
孫宜前也表示，這一制度體現了法治的進步：“以李維為例，當他的違法記錄被封存后，招聘單位無法通過常規背景調查獲取其過往，他得以憑能力競爭崗位，這正是制度對‘標簽化歧視’的直接消解。”
正如孫宜前所言，封存記錄不是掩蓋過去，而是避免陷入“一次犯錯、終身受限”的困境。
查詢程序的規范性很關鍵
一些民眾擔憂封存治安違法記錄會降低治安處罰對違法行為的震懾力，提出“違法記錄封存，會不會縱容違法”“酒駕、家暴等行為危害社會，封存記錄是否變相鼓勵違法”……
對此，成協中表示，封存制度的核心在于實現懲罰與行為危害性相匹配。治安違法本身社會危害性較低（如鄰里糾紛、小額盜竊），封存記錄意味著行為人承擔法律責任后即可“清零”，避免終身背負污點，但處罰本身依然嚴格執行。而對于更重的違法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然存在犯罪記錄及查詢制度，可以對其形成威懾。
陶盈也提出相同觀點，她指出：封存違法記錄并不等于消除違法記錄，有權查詢違法記錄的機構仍然可以調取相關記錄用以維護公共秩序。和犯罪行為相比，治安違法行為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都更低，違法行為記錄也與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無必然聯系，在輕微犯罪行為封存制度逐步建立的背景下，對于一般違法行為記錄，還是應當允許行為人主張所謂的“被遺忘權”，這也是符合人格權保護理念的。
陶盈進一步表示，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頂層設計已經完成，但制度的真正落地還需要執法部門規范管理流程、優化執法程序、完善相關實施細則。
在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對于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也規定了特殊情況，即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在受訪專家看來，查詢程序的規范性很關鍵。
陶盈提出：“查詢主體及申請條件應當受到嚴格限制，只有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才有權查詢封存的違法記錄，其余主體或者事由無權申請。同時，查詢流程也應當嚴格規范，申請查詢的機構要提供相應證件材料，提供查詢服務的機構要嚴格審核申請主體權限和申請事由，按照規定流程進行查詢。”
成協中也對此補充道，要明確“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的限度，將此情形下提供的治安違法記錄限定為與相關案件相關的違法記錄，并且國家機關間傳輸個人信息應當存在法定理由。此外，還要進一步限縮“國家規定”的范圍，避免通過低位階規范性文件架空違法記錄封存規定的情形出現。出于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考慮，將“相關規定”限制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較為妥當。
孫宜前在實務中發現，部分企業對“治安違法”存在認知偏差，認為即便記錄封存，仍可能通過非正規渠道打聽。因此，需明確“封存記錄不得作為錄用否決項”，對歧視性招聘行為開展專項檢查，倒逼企業遵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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